近期，中歐雙方在貿易投資磋商機制下就混動汽車、電動汽車貿易進行了深入討論，避免了局面升級。

此后，據商務部網站消息，有媒體報道，歐盟認為其在混動汽車磋商中對華施壓取得成效，擬在更多行業采取限制。近日召開的歐盟峰會提出對華“雙軌”思路，將在繼續開展密集磋商的同時，加大對華限制力度，甚至包括動用“反脅迫”工具。

對此，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表示，中歐按照雙方確定的遵守世貿組織（WTO）規則、基于事實和非歧視的三項原則，就混動汽車達成的諒解是對等互利的，既有力維護了中國企業的實際利益，也回應了歐方關切，避免了中歐貿易摩擦局面升級。所謂“歐方施壓奏效”的說法毫無依據。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表示，中歐經貿磋商的目的就是要通過對話協商妥處分歧，照顧彼此關切。雙方都要拿出解決問題的誠意。歐方不能幻想以施壓換取好處，更不要低估中方維護自身利益的決心和能力。我們敦促歐方與中方相向而行，推動中歐經貿關系健康穩定發展。

廣問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管健律師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他個人認為，所謂“歐方施壓奏效”的說法缺乏依據，所謂動用“反脅迫”工具的可能性很小，否則牽扯面過大。

他對記者解釋道，前述磋商，不僅在于爭取更有利的配額基數和增長安排，為中國企業保留合理的市場準入空間，更在于推動歐方作出非歧視和合規承諾，增強雙邊貿易安排的透明度和可預期性，并保留中方依據WTO規則尋求救濟的空間。

第一財經：如何理解中歐按照雙方確定的遵守WTO規則、基于事實和非歧視的三項原則？

管健：歐方最初提出由中方自行限制混合動力汽車出口，實質上是要求中方通過行政措施或雙邊承諾主動控制出口數量，而非由歐方作為進口方依法實施進口限制。這種安排可能違反《關貿總協定》（GATT）第XI:1條關于禁止數量限制的一般規則，并觸及《保障措施協定》第11.1(b)條對自愿出口限制等安排的明確禁止。

《保障措施協定》第11.1(b)條規定，成員不得尋求、采取或維持自愿出口限制、有序銷售安排及其他類似措施，無論相關措施由單一成員采取，還是通過兩個或多個成員之間的協議、安排或諒解實施。GATT第XI:1條則原則上禁止通過配額、進出口許可證或其他措施實施進口或出口數量限制。因此，如果歐方要求中方承諾將對歐出口控制在約定數量以內，相關安排就可能同時涉及GATT第XI:1條和《保障措施協定》第11.1(b)條的約束。

從法律結構看，如果歐方選擇依據GATT第XIX條和《保障措施協定》實施正式保障措施，就必須滿足進口激增、嚴重損害、因果關系、非歧視、通知、磋商及補償等相關要求；如果不采取符合上述規則的正式保障措施，而是通過雙邊安排直接實施進口數量限制或要求中方自行限制出口，則仍須面對GATT第XI:1條及《保障措施協定》第11條的審查。

其次，如果歐方最初設想是豁免自貿伙伴、僅限制原產于中國的混合動力汽車進口，就需要審查這種差別待遇是否符合WTO規則，尤其是保障措施的非歧視要求，而不能僅憑歐方的政策選擇或自貿協定安排，就認定其有權對不同進口來源地實施不同的數量限制。

如果歐方采取正式保障措施，《保障措施協定》第2.2條要求相關措施適用于有關產品，而不論其來源；GATT第XIII條也對數量限制的非歧視實施及配額分配作出規定。因此，歐方原則上不能在以多個來源地的進口激增作為損害認定依據的同時，僅對中國來源產品施加限制，卻不對其他來源的同類產品采取相應措施。

在這一背景下，中方推動歐方明確承諾任何措施均不得專門針對中國產品或歧視中國企業，并確保中方獲得的配額不低于歐方其他任何進口來源地，具有明確的談判價值。其意義不僅在于爭取較有利的配額待遇，更在于將非歧視原則落實為可供后續執行和核驗的具體承諾，降低中國企業被單獨設限或在配額分配中受到不利待遇的風險。

第一財經：此次“雙方在2025年基礎上達成向上安排，確保中國企業的出口空間和穩定增長，照顧了雙方產業基于現實的合理關切”，從WTO實踐與談判法理上看有哪些突破和亮點？

管?。?/strong>雙方以2025年為基礎，就混合動力汽車出口配額達成向上安排，旨在確保中國企業的出口空間和穩定增長。這意味著，配額基數不再只是尚待協商的方案，而是已公開確認的磋商成果。歐盟統計數據顯示，歐盟自中國進口混合動力汽車的數量由2024年的10.7萬輛增至2025年的30.2萬輛，同比增長約182%。

從WTO規則來看，《保障措施協定》第5.1條規定，采取數量限制時，進口方原則上不得將進口數量壓低至最近一個有統計數據的代表性期間內連續三年的平均進口水平以下，除非有明確理由證明需要采用不同水平。因此，三年平均進口量構成審查正式保障措施數量限制的一項重要基準，但并非任何雙邊貿易安排都必須機械采用的配額公式。

此次以2025年實際進口量為基礎向上安排配額，意味著配額將以較新的實際貿易規模為起點，而不是僅依據過去三年的平均進口量確定，從而避免初始配額低于近期實際貿易水平，過度壓縮中國企業已有的出口空間。在此基礎上，設置固定年增幅，則進一步為配額逐年擴大提供了明確預期，避免配額長期維持在固定水平、隨著市場需求增長而逐漸限制出口。因此，這一安排的談判價值不僅在于爭取較高的初始配額，更在于為未來出口增長建立了相對穩定、可預期的機制，有利于中國企業規劃對歐出口、產能配置和長期投資。

從法律上看，此次磋商的成果主要在于爭取了更有利的配額基數和未來增長空間，而不應將其理解為突破或改變了《保障措施協定》第5.1條的既有規則。該條主要規定，實施數量限制型保障措施時，原則上不得將進口數量壓低至最近三個具有代表性的年份的平均進口水平以下，但并不禁止進口方設置高于這一水平的配額。因此，磋商爭取提高配額基數，屬于對具體配額待遇的優化，而非對第5.1條的例外適用。如果歐方最終實施正式保障措施，其配額安排仍須根據具體措施的性質、計算依據和執行方式，接受相關WTO規則的審查。

此外，《保障措施協定》第7.4條規定，對于實施期限超過一年的保障措施，應當在實施期間定期逐步放寬限制。如果此次安排確實設定了配額逐年增長的機制，該機制在效果上可能與逐步放寬限制的要求相一致，但不能僅因配額逐年增加，就認定歐方已經履行第7.4條規定的義務。是否符合該條要求，仍需結合措施的實際限制程度、放寬幅度及實施期限等因素具體判斷。

從談判法理上看，這一安排的亮點在于，雙方并未將配額僅僅作為靜態的進口限制，而是通過較高的初始基數和后續增長安排，為市場準入保留動態調整空間。其意義不在于改變WTO保障措施規則，而在于通過雙邊磋商爭取比單純適用限制性措施更有利的市場準入條件，并降低貿易摩擦升級的風險。

因此，本次磋商的成果不僅在于爭取提高初始配額水平，還在于為后續配額增長爭取了更有利的安排，兼顧了中國企業當前的出口空間與未來的增長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