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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意見》，明確提出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優化綠色發展政策工具箱，積極推進能源革命。

“十五五”時期是我國實現碳達峰目標的關鍵期、攻堅期。我國光伏、風電等綠色低碳產業快速崛起，但在實踐中，出現部分地區為完成能耗指標采取停產、放假等極端做法。如何厘清降碳路徑、校準碳市場效能、平衡綠色轉型與宏觀經濟增長，成為亟待解答的命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專訪時表示：“綠色轉型和發展是經濟活動，必須遵循市場規律，不計成本的轉型不可持續，缺乏競爭力的模式難以為繼；只有成本低、效益好、競爭力強的綠色產品、服務和治理方案，才能得到社會的認同和接受。”

聚焦綠色發展過程中成本收益核算、降碳路徑、碳市場作用等熱門議題，記者與劉世錦展開深度對話。

中國綠色低碳產業快速崛起，2024年對GDP名義增量的貢獻率近兩成

NBD：《關于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意見》提出，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目前綠色發展進入什么樣的階段？

劉世錦：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面臨三大危機，即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氣候變化。這三大危機均源于工業革命以來形成的技術體系和生產方式。工業革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生產率提升和物質繁榮，但也造成了資源的過度消耗和生態環境的嚴重損害。

人類對危機的應對，同樣經歷了一個認知逐步深化、轉變的過程。最初是末端治理，當時人們尚未認識到危機的根源，只是在污染產生、資源耗竭、生態受損之后采取被動的補救性措施，如工業廢水廢氣凈化后排放、退化生態區域簡單補種等。這類措施雖能緩解局部問題，但無法從根本上遏制危機蔓延，治理成本高而效果有限。

隨著危機加劇和認知深入，治理進入過程控制階段。這一階段不再局限于事后補救，而是將治理環節前移，通過優化工藝、規范流程、管控環節減少危害的產生，推動從“被動治污”到“主動控污”的轉變，有效減輕了末端治理的壓力。

近些年發生的一個關鍵轉變，是將視野聚焦于源頭創新。這是在對危機根源和創新意義深入理解基礎上作出的重大選擇。所謂源頭創新，就是用低碳、零碳或負碳等新技術替代原有的高污染、高排放技術，通過技術創新與產業創新的相互融合，從源頭上治理和消除危機，重構綠色增長的技術和產業基礎。

總結來說，末端治理是事后補救，投入大、效率低、后遺癥多；過程控制是事中優化，能減少污染產生，但難以根除發展模式的缺陷；源頭創新則通過“換技術”重構生產方式和產業基礎，是綠色轉型和發展的治本之策。在資源、時間、精力有限的情況下，要盡可能將其集中于源頭創新，避免力量分散，優化綠色轉型和發展路徑，不走彎路、不繞遠路，以更短時間、更高效率實現既定目標。

NBD：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平衡是社會討論最為激烈的話題，你多次提出綠色轉型必須算清經濟賬。這筆賬究竟該怎么算？

劉世錦：綠色轉型和發展是經濟活動，必須遵循市場規律。經驗表明，不計成本的轉型不可持續，缺乏競爭力的模式難以為繼；只有成本低、效益好、競爭力強的綠色產品、服務和治理方案，才能得到社會的認同和接受。

強調成本概念，首先要理解成本收益核算的重要性。如果僅憑簡單的理想主義或浪漫主義，把綠色轉型和發展凌駕于成本收益原則之上，不僅在實踐中行不通，也誤解了綠色轉型和發展的底層邏輯。

綠色發展表面看是要“綠”，實質上是要以更低的成本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因為高污染、高排放本身就意味著高昂代價。在此基礎上，綠色轉型和發展的諸多鏈條和環節，都應進行成本收益的比較評估，選擇成本收益比較上更具競爭力的解決方案。

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中國綠色低碳產業快速崛起帶來的一個重要現象，是綠色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轉折性變化。以往很長時期內，環保和低碳被認為會影響經濟增長，是給增長做減法，是不得已付出的成本。到了源頭創新階段，事情發生了根本變化，創新帶動了大量新的綠色投資，進而帶動大量綠色消費和綠色出口，成為看得見、摸得著的經濟增長新動能。

另外，在供給側，要加快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建設，由集中生產、輸送、分配的垂直一體化體系，逐步轉變為以“平衡責任單元”為基礎、主網配網微網分層平衡、擁有充足靈活性的新型電力系統。

在需求側，要加快建立和完善降碳責任機制，擴大對綠色低碳產品的市場化需求：與落實新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相配合，把減碳的量化指標分解到各級政府、重點行業和企業，形成全面、嚴格、有效的降碳責任體系。

NBD：綠色發展現在出現了轉折，綠色低碳產業對宏觀經濟的實際貢獻如何？

劉世錦：綠色低碳技術和產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帶動了經濟增長，需要依據嚴謹專業的方法開展核算。我們課題組在綠色經濟界定、核算口徑、范圍分層和需求側核算等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形成了一些結論。

以2024年為例，結果顯示，2024年我國綠色最終需求約12.56萬億元，較2023年的11.52萬億元增加約1.04萬億元，名義增速9.0%，明顯高于同期GDP名義增速；占GDP的比重由2023年的8.9%提高到9.3%，對GDP名義增量的貢獻率為19.3%，拉動名義GDP增長約0.8個百分點。

從構成看，綠色最終消費約4.77萬億元，綠色固定資本形成約6.38萬億元，綠色凈出口約1.40萬億元，分別占綠色最終需求的38.0%、50.9%和11.1%。綠色最終需求已形成投資、消費和外需共同支撐的格局。

推動綠色低碳產業發展，不僅要顧及行業本身，更要著眼于宏觀經濟增長全局。綠色低碳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非微不足道，而是占到了相當大的比重。如上所述，以2024年為例，占GDP總量近十分之一、增量近五分之一，占投資增量50%以上，直接影響國家穩增長目標能否實現。

人工智能成為高耗能產業，要理解能耗雙控轉向碳排放雙控的深層原因

NBD：降碳是實現碳達峰目標的核心抓手，現實中主要有哪些降碳路徑？

劉世錦：現實實踐中，降碳的方式大體可分為三種類型。首先，衰退型降碳。簡單地說，就是通過少生產甚至不生產來減少碳排放。這種情況通常不會出現，但在特定時期、特定地區也曾發生。比如“雙碳”目標提出后的2021年夏天，某些發達地區曾出現超長時間的“員工放假”，原因是防止“能耗超標”。這種類型的降碳，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末端治理的特殊形態，顯然不可持續，因為沒有比它代價更高的降碳方式了。

其次，增效型降碳，即在原有技術路線和生產體系基本不變的情況下，通過技術改進、加強管理等減少碳排放。在技術水平較低、管理粗放的條件下，這種方式是有效的。但其上限也是確定的，達到一定水平后，進一步降碳的成本將大幅上升。

第三則是創新型降碳，即通過技術創新，用低碳、零碳或負碳技術替代原有的高污染、高排放技術，重構綠色增長的技術和產業基礎。這種方式立足源頭治理，在保持或提高生產率的前提下大幅降低生產和減碳成本，進而帶動大量投資，使綠色發展成為經濟增長日趨重要的新動能。

NBD：當下有觀點提出人工智能屬于高耗能產業，你怎么看？

劉世錦：人類社會的進步伴隨著能源消耗的增長。工業革命以來，正是能源消費支撐了生產的巨大擴張；即便采取了有效的節能機制和政策，能源消耗總體上仍在增長。

相當多行業能耗高是由產業技術特性決定的，即使采取了嚴格有效的節能措施，能耗水平依然較高，而這些行業的產品又是國民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實際上限制不住，有些還要加快發展。新近的例子是人工智能發展中的算力基礎設施：一個較大規模數據中心的用電量相當于一座中等規模城市。有一種說法，模型的競爭是算力的競爭，而算力的競爭是電力的競爭。從這個角度看，人工智能產業也是典型的高耗能產業，是否也應被列入限制之列？所以，以能耗雙控帶動碳排放雙控，是一種路徑過長、成本過高、副作用大、可能限制增長機會的方法，這正是國家提出加快由能耗雙控轉向碳排放雙控的深層原因。

在適宜的區域水平上進行碳核算，探索碳市場與綠電之間的交易機制

NBD：全國碳市場已運行滿5年，碳市場對綠色低碳產業發展究竟起到多大作用？從算經濟賬的角度來看，未來改革的空間在哪兒？

劉世錦：由于碳排放具有全球范圍的外部性，理想的碳市場應當是全球范圍內所有產生碳排放的企業、機構和個人都參與其中，并為碳排放直接付費，經由充分競爭形成的價格才是合理的碳價格。顯然，這是一個近乎烏托邦的設想。現實中的碳市場都是在國家或地區的框架內設立的，參與進來的只是部分企業或機構，真正為排放付費的也只是其中少數，與理想的全球碳市場相比，可以說都是局部性的、存在結構性缺陷的市場。碳市場從無到有、在探索中逐步成長，無疑是巨大進步；但并沒有足夠理由認為，某個碳市場如歐盟碳市場形成的碳價就一定優于其他碳市場，應當成為全球碳價的標桿。

碳市場在推動綠色轉型和發展中的作用，也存在很大不確定性。在歐盟碳市場上，碳市場與綠色創新之間并未建立強相關性。中國的碳市場起步較晚，尚未實行配額付費，進入市場的主要是大型國有能源企業，配額發放對節能減排起到一定作用，但總體上這些企業仍處在舒適區。而在綠色創新中發揮主導作用的民營企業，基本上處在碳市場之外，尚無明確證據表明碳市場與綠色創新之間具有強關聯性。

碳市場交易以碳核算為前提，而碳核算成本是一個容易被忽略、實際上至為關鍵的變量。碳排放量的計量涉及大量不同行業和產品，排放方式和數量各不相同，即使同一行業同一產品，在不同時間節點排放也有差異。要把這些碳排放量準確無誤地核算出來，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成本相當高的，某些情形下甚至可能超過碳排放本身造成的損害代價。碳核算的不準確和高成本，相當于把人們帶回沒有貨幣、沒有價格的產品交易世界，這也是碳核算推進不及預期、ESG在實踐中受阻的重要原因。

如果我們還需要碳市場，同時也就需要碳核算，那么確實有一個如何按照最小必要條件開展碳核算、盡可能降低核算成本的問題。比如，在適宜的區域水平上進行碳核算，代替行業、企業乃至產品水平上的碳核算，并在區域水平上進行碳排放考核或交易，在滿足政策目標要求的前提下，使碳核算成本最小化。另一方面，通過對碳市場的改進，如在碳市場與綠電之間建立有效關聯，形成對綠色創新的直接激勵機制。

記者|張懷水

編輯|魏官紅

視覺|帥靈茜 鄒利

統籌|易啟江

排版|魏官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