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能源是理解人類文明演進的一把“總鑰匙”。從生命起源看，除少數依靠地球內部化學能生存的特殊生態系統外，地球絕大多數生命活動最終建立在太陽能輸入基礎之上；從文明演進看，人類社會先后經歷生物質能、煤炭、石油和大規模電氣化，每一次主導能源及其轉換方式發生變化，都會帶來生產方式、交通方式、城市形態乃至國家力量結構的深刻重塑。

當前，以新能源大規模開發利用、終端電氣化、數字化智能化為主要特征的新一輪能源革命正在加速，人類正在由以化石能源直接燃燒為主的工業體系，轉向以電力為中心、以新能源為重要來源、以智能電網為配置平臺的新型能源體系。

中國在這一輪變革中具有獨特優勢。2025年我國終端用能電氣化率約29.5%，已處于國際較高水平；國家能源局披露的有關研究預計，到2030年全國電氣化率有望達到35%左右。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已經初步形成新能源裝備、電力系統、電池、電動交通、數字技術以及超大規模應用市場相互支撐的系統能力。這表明，未來國家競爭的核心，不再只是“誰擁有更多油氣資源”，而越來越取決于誰能夠生產更多清潔電力、配置更大范圍能源、實現更高水平電氣化并以更低制度成本組織復雜系統。

從更深層次看，中國能源轉型并非單純的技術和產業問題，其背后是長期規劃、重大工程組織、全國統一大市場、完整產業體系以及超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能力共同作用的結果。

面向“十五五”及更長時期，應從文明演進和國家競爭的高度認識能源問題，加快推動能源體系從資源驅動向技術驅動、從燃料體系向電力體系、從單一能源競爭向系統能力競爭躍升，把能源優勢進一步轉化為產業優勢、科技優勢和國家競爭優勢。

一、能源不是一個產業問題，而是人類文明運行的物理底座

從自然科學意義上看，生命的存在首先是一個持續獲取和利用能量的過程。

地球表面絕大多數生態系統的能源源頭是太陽。綠色植物、藻類及部分微生物通過光合作用捕獲太陽輻射，把二氧化碳和水轉化為有機物，由此形成整個生物圈最重要的初級生產過程。關于全球陸地植被每年固定碳的規模，科學界仍在持續校準，傳統估計約為120—140 PgC/年[ PgC/年（也寫作PgCyr?1、PgCyr?1）是地球系統科學和氣候變化研究里的標準單位，用來度量碳通量（碳流動速率），PgC/年=每年十億噸碳的流動量，是全球碳收支的通用貨幣。]，近年來也有研究提出更高估計。無論具體數值如何變化，其基本事實并未改變：太陽輻射通過植物進入生態系統，再經過食物鏈逐級傳遞，最終維系絕大多數復雜生命活動。

人類同樣處于這一能量流之中。糧食中的淀粉，本質上是植物固定太陽能形成的化學能；肉類中的能量，則經歷了“太陽—植物—動物—人”的多級轉換；煤炭、石油和天然氣從更長時間尺度看，也與遠古生物固定和積累的能量密切相關。人類工業文明過去兩百多年大規模利用化石能源，某種意義上就是在快速釋放漫長地質年代積累的高密度能源存量。

因此，從生命到經濟社會，都必須遵循一個基本規律：

沒有持續的能量輸入，就沒有復雜系統的長期維持；能夠調動的能源規模以及利用能源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一個文明可以達到的復雜程度。

城市、工業體系、交通網絡、算力中心、現代農業乃至數字社會，都不是憑空存在的，其背后都有龐大的能源流作為支撐。

這也是理解現代經濟不能忽視的一個基礎事實：金融、數據、資本和制度當然重要，但最終都必須作用于物質世界。鋼鐵需要冶煉，芯片需要制造，服務器需要供電，飛機必須獲得動力，糧食必須經過生產、運輸和儲存。經濟體系表面運行的是貨幣流和信息流，底層支撐它的始終是物質流和能源流。由此看，能源并不是國民經濟中的一個普通行業，而是現代文明的基礎操作系統之一。

二、人類文明史，本質上也是不斷提高能源獲取能力和轉換效率的歷史

觀察幾千年人類歷史，可以發現一個極具解釋力的規律：每一次能源技術發生數量級躍遷，社會生產力和組織形態都會隨之發生躍遷。

農耕社會主要利用太陽驅動的生物質能以及人力、畜力。土地既是生產資料，也是最重要的“能源采集器”。一塊土地一年能夠吸收多少太陽能、轉化多少糧食，實際上構成農業社會發展的基本上限。因此傳統農業社會人口大多依附土地，生產剩余有限，城市化率低，長距離運輸昂貴。

煤炭和蒸汽機改變了這一邏輯。人類第一次可以在短時間內大量釋放地下儲存的高密度化學能，并通過蒸汽機穩定轉換為機械能。工廠因此擺脫河流水力約束，鐵路和輪船大幅降低運輸成本，大機器生產取代大量手工勞動，第一次工業革命由此發生。

進入石油時代后，更高的能量密度與內燃機相結合，又創造了汽車、飛機和現代航運體系。人的活動半徑、商品流通半徑和軍事投送半徑急劇擴大，全球化由此獲得新的物質基礎。

而今天發生的變化，正在把文明推向另一個階段——電力成為越來越重要的終端能源載體。電與煤炭、石油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是一種簡單燃料，而是一種高度標準化、可遠距離輸送、可精準控制、可以與信息系統直接耦合的二次能源。

煤不能直接驅動計算機，石油無法直接驅動芯片，但電可以。太陽能、風能、水能、核能、煤炭、天然氣等不同一次能源，也都可以轉換為同一種標準化產品——電力，然后通過統一網絡配置給千家萬戶、工業設備、交通工具和數據中心。

這意味著，人類正在逐步實現一次能源來源的多元化與終端能源形態的高度統一。從這個意義上看，電氣化并不是能源革命的一個分支，而很可能是未來能源體系的主軸。

三、從“發動機”走向“電動機”，正在重寫近三百年的工業競爭規則

這一輪能源革命最具戰略意義的變化之一，是傳統機械動力系統開始讓位于電驅動系統。

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蒸汽機、內燃機以及與之配套的機械傳動體系經過長期發展，形成了龐大的技術積累。特別是汽車工業，發動機、變速箱、燃油噴射、材料、熱管理等領域長期存在較高進入壁壘。

新能源汽車的興起，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競爭維度。傳統燃油汽車主要經歷“燃料化學能—熱能—機械能”的轉換，而純電汽車則主要通過“電能—電磁能—機械能”完成驅動。高效電機的能量轉換效率顯著高于傳統內燃機，而且機械結構相對簡化。

更重要的變化并不只是某個零部件效率提高，而是整個產業技術棧發生遷移。汽車競爭越來越由發動機、變速箱等機械系統，轉向電池、電機、電控、功率半導體、操作系統、智能駕駛和人工智能。

這意味著，過去一百年積累的部分工業優勢正在被重新估值。一個國家如果繼續沿著傳統內燃機技術路線追趕，可能永遠面對百年技術積累形成的壁壘；但當動力技術路線整體發生變化后，新進入者便獲得重新參與產業規則制定的機會。

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崛起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因此，中國汽車產業實現的并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彎道超車”，更準確地說，是在技術范式切換過程中實現換道競爭。

這一邏輯還將向更多領域擴散。工業鍋爐由燃煤、燃氣向電鍋爐和熱泵發展，港口機械和工程機械加快電動化，居民取暖更加廣泛使用熱泵，農業機械、電動船舶乃至航空動力技術均在探索新的電氣化路徑。

由此形成的趨勢是：發動機時代的核心競爭力是控制燃燒，電氣時代的核心競爭力則越來越轉向控制電子、材料、軟件、算法和電力系統。這正是中國必須把能源革命與新質生產力培育統籌起來認識的重要原因。

四、中國能源轉型最大的優勢，不是一項技術領先，而是形成了“發—輸—儲—用—智”系統能力

衡量一個國家能源轉型能力，不能只看新能源汽車，也不能只看光伏裝機。真正決定能源革命能否實現的，是整個系統能否閉環。

中國目前已經形成較為完整的新能源裝備制造能力，并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電力系統之一。與此同時，新能源汽車、電池、充換電基礎設施、工業電氣化以及數字電網快速發展。

2023年，我國終端用能電氣化率約28%，較2014年提高約7個百分點；國家能源局提出，“十四五”末終端用能電氣化水平向30%左右邁進。2024年我國電氣化率進一步達到約28.8%。

全球也正在出現相同趨勢。Energy Institute[ Energy Institute（EI，英國能源學會）是總部位于倫敦的全球性非營利專業會員機構。]發布的數據表明，2024年全球能源需求繼續增長，而全球電力需求增長約4%，明顯快于能源需求總體增速，說明世界能源體系正在進一步電氣化。

中國的特殊性在于，正在把幾個原本相互獨立的產業連接為一個超大規模系統：上游是風電、光伏、水電、核電等能源供給；中間是大電網、特高壓、配電網以及儲能系統；下游是新能源汽車、工業設備、建筑和居民生活；進一步疊加人工智能、數字平臺和電力市場，形成實時感知、計算、交易和調度能力。

這實際上是一場比“油改電”更深刻的基礎設施革命。未來人們駕駛新能源汽車，本質上不僅是更換交通工具，而是在把交通系統接入電力系統；工廠采用電爐和電加熱，本質上是在把工業生產重新接入能源網絡；分布式光伏、儲能和新能源汽車進一步發展后，大量消費者還可能同時成為生產者和調節資源。

屆時，傳統上相互分割的電力系統、交通系統、工業系統和數字系統，將越來越深地連接起來。由此，中國所建設的已經不只是一個更清潔的能源體系，而可能是一個新的電氣化工業文明基礎設施體系。

五、能源競爭正在從“爭奪資源”轉向“構建系統”

20世紀國際政治中的能源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圍繞油氣展開。誰控制油田，誰擁有運輸通道，誰能夠保障海上能源航線，誰就擁有重要戰略主動權。新能源時代并不會消除地緣政治，但會改變地緣政治的內容。太陽能和風能不像石油一樣高度集中于少數地區，因此未來國家能源能力將越來越取決于另外幾個變量：能不能制造低成本新能源裝備；能不能形成安全可靠的大電網；能不能跨區域配置能源；能不能建設大規模儲能和靈活調節資源；能不能掌握新能源材料及關鍵礦產產業鏈；能不能建立有效的電力市場；能不能利用人工智能提高能源系統調度效率。換句話說，化石能源時代拼的是地下有什么，新能源時代越來越拼地上能造什么、網絡能連接什么、系統能調度什么。

這對中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我國油氣資源稟賦相對不足，但擁有完整制造業體系、超大規模市場、世界領先的電力基礎設施以及較強的工程組織能力。當能源體系由地下資源密集型逐步向技術、制造和網絡密集型轉換時，中國原有的資源稟賦劣勢，有條件通過技術體系和產業體系得到部分對沖。因此，發展新能源絕不僅僅為了減少碳排放。

其更深層意義是重構國家能源安全基礎。過去能源安全更多意味著確保油氣運得進來，未來還將越來越意味著國內能夠發得出電、送得出去、儲得起來、調得動、用得高效。這是能源安全概念必須實現的一次戰略升級。

六、中國能源革命背后，更值得重視的是超大規模復雜系統的組織能力

技術能夠解釋中國能源轉型的一部分，卻無法解釋全部。特高壓線路為什么能夠跨越數千公里建設？大規模風光基地為什么能夠與跨省跨區電網同步推進？數以億計千瓦新能源如何持續接入系統？新能源汽車為什么能夠與電池、充電設施、城市配電網共同擴張？

這些都不是一家企業或一項技術能夠完成的問題，而屬于典型的復雜系統工程。其背后需要中央與地方、政府與企業、科研與產業、發電與電網、資源地與負荷中心之間進行長期協調。因此，中國能源轉型的深層競爭優勢之一，是將長期規劃能力、產業組織能力、基礎設施能力、超大市場能力和技術迭代能力結合起來。這一能力有其深刻的歷史和制度來源。

新中國成立后形成的獨立完整工業體系、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傳統以及集中力量推進重大工程的組織能力，為今天的能源轉型奠定了重要基礎。

從更長歷史脈絡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形成的“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獨立自主”“群眾路線”等思想方法，對中國現代國家治理產生了深遠影響。

1930年《反對本本主義》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其核心意義就是要求從現實問題出發，而不是從抽象教條出發。1945年延安“窯洞對”中，毛澤東同志提出依靠民主、讓人民監督政府來探索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新路。新中國成立以后，又逐步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

這些制度建設的歷史意義，在于逐步建立起以人民主體地位、現代國家制度、組織化治理和實踐檢驗為基礎的國家治理體系。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又不斷引入市場機制、擴大開放、推進地方探索和制度創新，使計劃能力與市場活力、集中力量辦大事與地方積極性進一步結合。

今天新能源、電網、新能源汽車、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很多機制，都可以在這一歷史過程中找到制度演進的邏輯。因此，理解中國能源轉型，不能只看光伏板、電池和新能源汽車，還要看到背后的國家治理能力和社會組織能力。

七、數字化和人工智能將進一步改變能源體系，也可能改變國家治理的效率邊界

如果說電氣化解決的是能量如何高效流動的問題，那么數字化和人工智能解決的則是復雜系統如何感知、預測和優化的問題。

未來高比例新能源電力系統最大的難題，并不是“有沒有能源”，而是能源何時產生、在哪里產生、何時需要以及如何實時保持系統平衡。傳統煤電可以按照需要調整出力，而風電、光伏存在明顯波動。因此，新能源占比越高，整個能源系統越需要強大的預測、計算、通信和控制能力。

人工智能恰好可以在其中發揮巨大作用：通過氣象模型預測風光出力；通過大模型和算法預測區域負荷；通過數字孿生實時監測設備狀態；通過需求響應調節工業和居民用電；通過新能源汽車與電網互動形成分布式儲能資源；通過統一電力市場在更大范圍配置能源。

屆時，電網將不再只是輸送電能的網絡，而越來越像一個巨大的實時能源計算平臺。電力系統與數字系統正在發生歷史性交匯。這對國家治理同樣具有啟示。

現代社會越復雜，政府越需要及時識別問題、匯總信息、模擬政策后果。數字化能夠降低信息獲取成本，人工智能能夠降低復雜信息處理成本，但技術并不能自動消除利益差異，也不能替代法治、監督、責任和公共參與。

真正具有競爭力的治理模式，應當能夠把技術能力與制度能力結合起來，實現信息充分匯集、意見有效表達、科學輔助決策、權力依法運行、重大決策統一執行并能夠持續反饋糾偏。因此，人工智能時代不是簡單的“技術替代制度”，而是要求制度更好地利用技術，提高治理體系處理復雜問題的能力。

中國擁有超大規模市場、較完整數字基礎設施以及較強跨區域組織能力，如果能夠進一步解決數據壁壘、部門分割、算法治理和安全邊界等問題，有望把數字技術優勢進一步轉化為治理效能。

八、從前三次能源革命看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需要抓住一個正在形成的歷史窗口

第一次工業革命解決的是機器動力問題。第二次工業革命解決的是電力和規模化生產問題。第三次工業革命解決的是信息處理問題。

今天正在發生的變化，是能源革命與信息革命第一次實現如此深度的融合。光伏和風電負責生產清潔能源；大電網負責跨區域配置；儲能負責時間平移；新能源汽車和工業電氣化負責終端消費；人工智能負責預測和優化；芯片、傳感器和通信網絡負責實時感知。最終，這些技術可能共同形成一個“能源互聯網”。

因此，第四次工業革命很可能不是某一項單獨技術的革命，而是“新能源+電氣化+數字化+人工智能”共同推動的一次復雜系統革命。

中國恰恰在這幾個領域同時具備規模優勢。這也是為什么能源轉型不能只由能源部門考慮。其本質涉及工業政策、科技政策、交通政策、城市政策、數字政策、金融政策和國家安全政策。誰能夠率先把這些領域連接起來，誰就可能獲得下一輪工業革命的先發優勢。

九、幾點戰略啟示

面向“十五五”及更長時期，建議進一步從國家競爭和文明演進高度認識能源問題，重點把握五個戰略方向。

第一，把提高終端電氣化率提升到國家產業競爭戰略高度。

電氣化不能局限于新能源汽車，應加快向工業生產、建筑供暖、工程機械、港口運輸、農業以及更多終端場景延伸。電力不僅是一種能源，更是連接新能源、人工智能和先進制造業的基礎載體。未來評價一個國家能源現代化程度，終端電氣化水平將成為重要指標。

第二，把建設新型電力系統作為未來國家新型基礎設施的核心工程之一。

未來新能源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制約能源轉型的主要矛盾將從“有沒有新能源”逐步轉向“能不能消納新能源”。必須進一步強化跨區域輸電、新型儲能、靈活調節電源、智能配電網、微電網和需求響應體系建設，使電網真正具備承載高比例新能源的能力。

第三，把能源優勢進一步轉化為產業優勢。

我國已經在光伏、風電、電池和新能源汽車領域形成明顯產業基礎，下一階段不能停留在產品出口層面，應圍繞能源技術、裝備、工程、標準、數字平臺和運營服務構建更完整的全球產業生態，從“賣產品”進一步走向“輸出系統解決方案”。

第四，把人工智能與能源革命作為同一場產業革命統籌部署。

未來最大的新增用電主體之一可能恰恰是人工智能和數據中心，而人工智能又能夠顯著提高能源系統運行效率。應推動“算力—電力—新能源—儲能”協同規劃，使算力布局更加主動適應能源資源稟賦，探索形成電力系統與算力系統相互優化的新模式。

第五，把制度優勢進一步轉化為復雜系統治理優勢。

能源革命已經從單項工程建設進入跨行業、跨區域、跨市場協同階段。下一步既要發揮長期規劃和重大工程組織優勢，又要進一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完善全國統一電力市場、價格機制、綠電綠證機制和輔助服務機制，以更加成熟的市場制度激活海量分布式主體，使“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在新型能源體系建設中形成更高水平結合。

最后，誰掌握了新的能量流，誰就可能掌握新的文明主動權。從太陽照射到植物生長，從植物固定能量到煤炭石油形成，從蒸汽機到內燃機，從發電機到電動機，再到今天新能源、電網和人工智能相互融合，人類文明表面上經歷了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信息革命，底層始終貫穿著一條沒有改變的主線：

不斷發現新的能量來源，不斷提高能量轉換效率，不斷擴大人類可以調動的能源規模。能源改變生產力，生產力改變產業結構，產業結構進一步改變城市、社會乃至國際力量格局。

過去兩個世紀，掌握煤炭和蒸汽機的英國率先進入工業文明，掌握石油、汽車和現代電力工業的美國成為20世紀最強大的工業國家之一。

進入21世紀，人類正在再次站在能源范式轉換的門檻上。這一次，決定國家競爭力的可能不再是誰擁有最多的地下油氣，而是誰能夠以最低成本獲取清潔能源，以最高效率把能源轉換為電力，以最大范圍配置電力，再通過數字化和人工智能把數十億設備組織成為一個實時協同的復雜系統。

對中國而言，這既是一場能源革命，也是一場工業革命，更是一場國家能力的重新塑造。中國過去幾十年形成的完整工業體系、超大規模市場、電力基礎設施、工程組織能力和長期規劃能力，使我們擁有參與甚至引領這一輪變革的重要基礎。

下一階段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已經不只是如何保障能源供應，而應上升為：如何以能源革命重塑工業體系，以電氣化重塑生產方式，以數字化重塑能源配置，以制度創新釋放超大規模系統優勢，最終把能源轉型轉化為中國式現代化新的戰略勢能。從這個意義上說，能源從來不是現代化的一個局部變量。誰能夠更高效地獲取能量、轉換能量、配置能量和駕馭能量，誰就更有可能掌握下一輪文明演進的主動權。